《暖流》 版畫 1986年 楊凱生

□鄒小林

哈爾濱的春天總像個孩子，愛耍小性子。前晌暖得讓人卷袖口，后晌便揚手撒下雪粒子，街邊的冰凌剛縮脖子，轉眼又被踩成泥湯子。冰碴兒混著泥水的路上，一個臃腫影子頂著大風，歪歪扭扭地蹬著自行車。車轱轆碾過雪殼子，咯吱咯吱，像啃著凍硬的饅頭，車把上掛的鋁飯盒叮叮當當，震得銹住的鈴鐺簧片直哆嗦。

我姐又來了。她頂著滿頭雪糝子進屋，被風吹亂的圍巾下，一綹長發黏在滲汗的鬢角上。“給你捎了黏豆包”，棉手悶子一摘，塑料兜往灶臺上一撂，冰碴兒簌簌往下掉。

那是1996年，我新婚，住在郊區的新房。說是“新房”，其實是單位分的舊居。常常早上一開門，就看見被藥迷糊的老鼠堵在門口，陀螺似的打轉轉。

愛人出差，我平生第一次獨居，心里發慌，我姐說下班后夜里來陪我。我堅持道：“姐，你犯不上天天跑！我不怵，再說路遠泥濘，不通公交，騎自行車太遭罪。”她眉毛一挑：“這會兒嘴硬，夜里耗子撓墻可別哭。你打小就覺輕，睡不好又該生病了。”這話讓我想起十三歲那年病中，夜里我高燒不退，她拿紗布蘸著白酒給我擦身體。酒精涼，她手心燙，冰火兩重天似的烙在我的脊梁上。

那陣子她天天來。二十里雪路，自行車鏈子嚼著冰碴泥塊，呱啦作響。有一回，我趴在窗前，見她停車，右腳棉鞋卡在腳蹬子里拔不出，整個人像棵遭風的歪脖楊。她也不惱，單腿蹦著卸車鎖，圍巾散開半截，露出了凍紫的耳垂。

我常笑她像極了咱媽，說話時嘴角繃著，仿佛每個字都拿秤砣壓過，在我心里字字都有分量。其實她不過大我三歲，是姨家的女兒，早就改口稱我媽為“媽”了。她家在偏遠農村，小時候跟姨媽進城時，縮著脖子，攥著衣角，活像淋雨的麻雀。我那時幼稚刁鉆，嫌她寡言木訥，連呼吸聲都嫌粗重。

她十六歲那年，中考落榜來我家小住。我正生重病住院，父母忙得腳不沾地。于是她留下陪護我，閑時幫忙洗衣做飯、照看小弟。三個月竟把小弟養得只認她。出院那日，小弟摟著她脖子不撒手，她順勢賴進我的小屋。我氣得用毛刷在大床中間劃界，毛刺全沖她那頭。夜里故意扭亮臺燈，光柱劈在她蜷縮的影子上，她卻什么也不說，只是用手臂遮眼，翻個身又沉沉睡去。

每天天不亮，她就躡手躡腳熬粥做早餐，一邊做飯一邊洗衣，連我爸的粗布褲都被她搓得泛白。我媽搓著手嘆氣：“還是個孩子呢！”這話像根銀針，扎得體弱懶散的我耳根發燙。

我父母開始為她的前程奔波，他們只是普通小學教師，人脈有限，于是我姐也只能每天在冰糕廠站足八小時，擺冰棍、插木簽。后來區里一家建筑中專招生，應考者眾，父母鼓勵她去應試。那時中專比重點高中難考，她天資不笨，中考僅差幾分落榜。這次加倍拼命，白天在零下二十攝氏度的冷庫擺冰棍，夜里蜷縮在爐火邊，借著手電筒的微光背書。錄取那天，她攥著通知書的手直抖，油墨字被汗洇得發皺。我第一次感到，我姐那身寬大的衣衫下面，裹著股蠻牛勁兒。

再后來，她像棵移栽的楊樹，硬是在水泥縫里扎了根。當材料員時跟鋼筋水泥較勁，升預算員后和數字打擂，辦公室里挑燈夜戰，工地上深一腳淺一腳奔波，最后竟熬成了區里的預算行家，端上了區政府的“鐵飯碗”，領導同事們都夸她“踏實肯干”。假日我去她家小住，深夜起床，仍見書房里有亮光，我姐還在盯著案頭壘成山的圖紙苦算。忽然想起我病重那年，她彎腰喂我菜湯，勺子刮碗沿的聲響，與此刻計算器的咔嗒聲竟有些相似。

我姐二十五歲時，在當地已屬未婚大齡青年。我媽急得嘴角起燎泡，頻繁找人相親，她卻穩坐釣魚臺：“不挑長相家境，只要聰明善良”。未來姐夫到我家相親那日，我姐卻慌了神。姐夫是大學生，相貌端正，嘴唇微翹，有點小驕傲。彼時我姐因長期駐扎在環境潮濕的工地，得了關節炎，吃激素導致身材微胖，“顏控”的姐夫勉強待了一小會兒，正欲離開，卻被我爸拉住，要陪他下棋。這邊棋事正酣，我姐趕緊去燉酸菜白肉，廚房的鐵鍋里咕嘟作響，香氣順著門縫往外鉆，蒸汽在窗玻璃上凝成蜿蜒的河。姐夫的棋子啪嗒落下，敲打著一個少女的心扉。

我姐端來一大盆熱氣騰騰的酸菜白肉，自己卻扭捏著不上桌吃飯，而是笑吟吟地倚著門框上織毛衣。姐夫額頭上沁著汗珠，鼻梁上的眼鏡片蒙著白霧，嘗了一口香氣四溢的酸菜白肉，再抬眼看我姐，只見竹針在熱氣里穿梭，勾出毛茸茸的光暈，姐夫紅著臉，靦腆地笑了。

在一家人的熱情助攻之下，我姐終于圓滿地嫁了出去，結婚那天，我媽用一個親媽能做的一切，風風光光地送她出了嫁，語重心長地叮囑，要她好好過日子。我姐淚眼婆娑，輕伏在我媽耳邊，說出只有我們三人才能聽到的話，讓我至今記憶深刻，她說：“媽，你放心，小山子要再敢‘翹愣’（注：‘翹愣’，東北方言，意為不服管教），看我怎么收拾他。”

婚后，我姐住在一間租來的平房里。半年后我去做客，大清早就見姐夫在廚房里忙活，見我嬉笑，小聲道：“你姐夜里算圖紙，算到三點。”灶臺的瓷磚上凝著層薄霜，姐夫系著圍裙煎蛋，圍裙帶子在腰后勒出個潦草的結。他鏟起個荷包蛋，蛋黃顫巍巍的，“讓她多瞇會兒。”

兩人和和美美過了十多年后，在女兒升學一事上卻有了分歧。他們的女兒學業優異，考高中時，是選在家門口的市重點，還是三十里外的省重點？市重點離家近，大人孩子都省事兒，但教育資源相對弱；省重點離家三十里路，需要大人陪讀。我姐力排眾議，帶女兒在省重點附近租房安家。此后三年，酷暑嚴寒，雪里泥里，她每日奔波，一如當年陪我過夜，只是那輛泥濘的自行車換成了擠作“人餅”的公交車。

又過了十年，她的女兒博士畢業答辯，我陪她去北京觀禮。我姐坐在前排一直搓手，把一張“會議須知”反復折成紙船。當“通過”二字響起時，她突然攥住我手腕，掌心熱燙，就像三十年前我病重時，用紗布為我擦酒的那晚一樣。

如今我姐住在市中心的三室兩廳，女兒在深圳當醫生。大年夜，她發來微信照片：一家三口漫步在香港維多利亞港，星光大道上燈光璀璨，我姐身姿挺拔，雙眼笑成兩枚彎月牙。看著照片，我眼眶微濕，恍惚之間，又見多年前那個臃腫的身影，雪泥路上，把老舊的自行車騎成戰馬。

窗外又落雪了，紛紛揚揚蓋住泥濘，鞭炮聲中，舊日子已然過去，雪泥之上，幸福正悄然而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