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乙巳年來臨之際，讀完了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趕考記略》，作者是鄂忠齊。作者以筆為舟，劃過時間的河流，先后將其在黑龍江省寧安、穆棱、綏芬河三地主政時期的工作、學習及感悟集結(jié)成此書。

“趕考”是一種狀態(tài)，更是一種責任。作者把履職當作“趕考”，沒有任何想象與虛構(gòu)，沒有任何鋪陳與升華，平實而本真地記述了13年“趕考”的心路歷程，將地方治理的瑣碎與深邃、矛盾與智慧娓娓道來，令人讀罷掩卷深思?！囤s考記略》不僅是個人經(jīng)歷的記錄，更是一部基層治理的啟示錄。

書名“記略”二字，暗含作者的敘事哲學——既是對經(jīng)歷的取舍提煉，亦是對治理智慧的凝練升華。書中未沉溺于流水賬式的政績陳列，而是聚焦“方法論”與“價值觀”的交織。作者以寧安、穆棱、綏芬河三地為舞臺，將基層治理的復雜性拆解為具體命題：如何平衡政策落實與地方實際？如何在歷史遺留問題中破局？如何以廉潔自律凝聚隊伍向心力？這些問題背后，是作者對“趕考”命題的深刻詮釋：治理不是權(quán)力的獨白，而是與時代、土地、人民的三重對話。

書中更穿插《新農(nóng)村建設投入問題研究》《中俄地方合作的開放特征》等研究論文，這些文字跨越時空，至今仍閃爍著實踐智慧的光芒。例如，作者提出“金融核心作用”驅(qū)動縣域經(jīng)濟，在當下鄉(xiāng)村振興背景下，其邏輯依然具有前瞻性。這種理論與實踐的雙向奔赴，恰是本書區(qū)別于一般官員回憶錄的獨特價值。

書中最令人擊節(jié)的，是作者對基層治理細節(jié)的敏銳洞察。他評價鄉(xiāng)村干部包村聯(lián)戶工作的標準，竟是“老百姓家的狗是否咬叫”。這一看似戲謔的標準，實則是治理智慧的凝縮：唯有真正深入田間地頭，與群眾建立血肉聯(lián)系，才能讓政策落地生根。這背后暗含的，是對形式主義、官僚主義行為的無聲批判——當“走形式”被熟視無睹時，治理便淪為紙面游戲；而當干部的身影融入百姓生活，治理才能真正回歸“人”和“實”的維度。

書中案例更展現(xiàn)了一種“方法論革命”。在破解歷史遺留問題、處理上訪糾紛、選人用人、統(tǒng)班子帶隊伍、廉潔自律、推動對俄合作和邊境發(fā)展等方方面面有思路有方法……這些思路和方法不僅是技術(shù)層面的創(chuàng)新，更折射出治理者須具備的兩種核心能力：對復雜系統(tǒng)的解構(gòu)力與對人性需求的共情力。

作者的“趕考”歷程，本質(zhì)是一場關(guān)于“治理者何以自處”的精神修行。他筆下的基層，既是矛盾交織的戰(zhàn)場，也是淬煉心性的道場。書中反復強調(diào)的“學習、落實、創(chuàng)新、自律”，恰是當代干部亟須補足的“精神鈣質(zhì)”。當“躺平”“內(nèi)卷”成為流行詞時，作者以親身經(jīng)歷證明：真正的治理者，必須在“不避矛盾”中鍛造韌性，在“不懼試錯”中積累智慧。

更進一步，本書可被視為基層治理現(xiàn)代化的微觀樣本。書中的“問題導向治理”“參與式?jīng)Q策”等理念，與當代公共管理理論不謀而合。例如，他在綏芬河推動的“沿邊開發(fā)開放”建設，正是“多中心治理”理論的生動實踐。這些案例為當前基層治理提供了可復制的經(jīng)驗，也引發(fā)更深層的追問：如何將個體智慧轉(zhuǎn)化為制度優(yōu)勢？如何在科層制框架下激活治理創(chuàng)新？

《趕考記略》的價值，不僅在于其內(nèi)容，更在于其可作為基層治理的“教學案例庫”。書中所述矛盾（如土地糾紛、干群關(guān)系緊張）具有普遍性，而作者的解決路徑兼具原則性與靈活性，恰是黨校培訓的理想素材。若能將案例納入情景模擬教學，引導干部在“矛盾重構(gòu)—策略選擇—效果評估”中訓練思維，或許比空洞的理論灌輸更具實效。

對于即將赴基層掛職的干部，本書更是一劑“清醒劑”。它提醒后來者：治理不是“鍍金游戲”，而是需要以躬身入局的姿態(tài)，在瑣碎中見格局，在困境中尋突破。正如作者所言：“從縣（市）走出來，以后讓我干啥，從未為難過。本事都是逼出來的，我知道，這些難題就是我人生的組成部分，要與矛盾相處好?！弊髡哌@種底氣，源于對土地的熱愛、對責任的敬畏，更源于將“趕考”視為終身課題的覺悟。

《趕考記略》是一部“去濾鏡”的基層治理實錄，也是一曲獻給默默耕耘者的贊歌。它讓我們看到，真正的治理智慧，不在廟堂之高，而在泥土之深；不在口號之響，而在腳步之實。或許，這本書最大的啟示在于：在“趕考”這條永無止境的道路上，唯有將心貼近大地，才能聽見時代最真實的脈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