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河流域不僅是我國重要的生態屏障，還是重要的能源基地、生活物資集聚庫和經濟地帶。隨著黃河流域生態保護和高質量發展國家戰略的深入實施，保護治理和高質量發展的頂層設計加快完善，沿黃九省（區）在生態保護與修復、水沙調控、水資源集約節約利用、污染治理、高質量發展、黃河文化、體制機制完善等方面取得了重要進展。

然而由于黃河流域生態本底脆弱、資源環境承載能力弱、科技創新發展薄弱等原因，沿黃各省(區)生態保護和發展質量差異較大，在戰略落實中仍存在一些問題。一是全流域各省區高效協同治理體系不完備，協調發展的內生動力不足。上下游、干支流、左右岸治理方式橫縱分散、條塊分割，在生態保護治理上“謀一域”居多，“謀全局”不夠；地方政府參與橫向補償機制的內生動力不足。二是黃河生態環境保護研究基礎相對薄弱，生態本底尚未摸清摸深摸透，難以有效支撐全局科學決策和各省區精準施策。三是黃河流域經濟社會發展水平偏低，部分省區保護和發展矛盾未能有效解決，綠色經濟、數字經濟發展緩慢，新興產業研究布局不足。四是黃河流域科技力量和科技資源相對分散，尚未形成強大科技合力，難以集中攻關啃生態保護和綠色發展“硬骨頭”。五是黃河文化系統開發保護機制不健全。現有區域式、分段式、單元式的文化保護模式造成各自為政、分散經營和同質競爭等問題。

綜上，全國人大代表、河南中醫藥大學省重點實驗室和省國際聯合實驗室主任司富春就加快推進黃河流域生態保護和高質量發展提出以下建議：

以多方聯動為核心推進黃河流域協同治理

一是加強黃河上中下游省市之間的對口合作。研究建立黃河流域中下游地區相對發達省市與中上游欠發達省市建立對口合作機制，通過市場化合作促進要素合理流動、資源共享、園區共建、產業協作，形成沿黃九省（區）優勢互補的高質量發展布局。二是構建“國家—區域—省—市”多層級縱向聯動、多組織橫向協同的治理格局，形成政府與社會多元共治網絡和治理合力，加快黃河流域生態保護治理從“片段化、切塊式”向“協同式、整體性”轉變，有效提升治理效能。三是創新多元化生態補償機制。根據流域保護治理成本投入、改善收益、保障發展權、體現生態績效等研究制定惠及多方利益的黃河流域跨省區橫向補償標準；通過資金補貼、生態環境權益交易、技術援助等方式建立以社會和市場為輔助的多元化補償機制，增強協同治理內生動力。

加強黃河流域生態環境基礎性研究

一是國家生態環境部、水利部等組織科研機構、專家加強黃河全流域污染底數、生態環境本底、風險隱患和環境承載力、水資源水環境水生態變化特征及演變規律等基礎性研究，摸清摸深摸透流域生態環境本底，科學診斷不同區域、不同類型的生態環境問題主要成因，推進流域治理科學決策、精準施策。二是建立國家黃河流域生態環境科學數據中心，充分運用區塊鏈、物聯網、大數據等技術整合黃河流域水文、氣象、水質、地質、生物及經濟社會發展等多尺度、多要素的海量信息數據，為高效治理和科學決策提供數據支撐。

以綠色優先為基礎統籌推進高水平保護和高質量發展

一是大力支持黃河中上游地區開展綠色低碳轉型試點示范。在青海、寧夏、內蒙古、陜西、山西等省區選擇若干具有典型示范和帶動作用的地區或園區，針對能源、煤化工等傳統產業領域，高標準建設產業改革試點與示范區，加快推進企業綠色智能改造。二是制定政策措施增強沿黃各省區生產制造業區域聯動、產業協作、優勢互補，形成特色突出、上下游貫通的現代化產業鏈條，推動產業鏈向中高端延伸，將能源優勢轉化為經濟優勢。三是加強黃河流域區域資源環境承載力與經濟發展耦合研究，加快對新能源、新材料、數字經濟等新業態的培育發展。

加強科技創新引領黃河流域高質量發展

一是加強頂層設計開展流域重大問題協同攻關。在黃河流域分領域分區域建設一批國家重點實驗室，組建黃河流域協同創新體系、產業創新中心，開展多領域、多學科、多層次的聯合研究和科技攻關，全面提升黃河流域科學精準治理和系統協同保護能力。二是加大對黃河流域在技術引進、產業創新等方面的研究投入和財政補貼，完善人才引進激勵機制，吸引高端科技人才、核心技術人才向沿黃省區集聚，支撐產業轉型升級和高質量發展。三是充分發揮企業在產學研上的主導作用，建立由大型企業牽頭、中小企業聯合、高校院所協同的科技創新聯合體，推動科技創新和成果轉化。

創新黃河文化保護與輸出的機制和路徑

一是制定專項規劃引導各省區市加強流域特色文化產業鏈建設，依托具有地域代表性的非物質文化遺產培育精品和品牌，共同打造大黃河文化帶。二是建立黃河文化遺產協同保護機制。推動省內外、城市間建立區域協作機制，實施文化遺產保護規劃、措施和方案的協同聯動，提高黃河文化遺產保護質量。三是依托共有資源開展省際合作，打造特色突出又相互關聯的文化產品和旅游線路，實現資源共享與效益共贏，加快黃河文化體系建設。